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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朋友圈被刷屏，这还只是部分而已，霸气不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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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再看评论！小伙伴们太热情了有木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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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么下面让我们都来围观下，人民日报究竟写了啥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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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特稿《内蒙古 骏马奔腾七十载》，以精炼的文字，从探路民族区域自治、发展经济民生、治理生态环境、巩固民族团结等方面回顾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历程与成就。驰骋了70个春秋，内蒙古这匹骏马交出了一张崭新的名片和靓丽的成绩单。

　　早在上世纪50年代，内蒙古就被周恩来誉为“模范自治区”。这块金字招牌如何能够保持永放光彩？人民日报记者调查版刊发的长篇通讯《解码“模范自治区”——听亲历者讲述内蒙古七十年》，通过九个人的故事告诉你答案。

　　把最差的草场留给自己、至今仍在放牧的开国少将之子，零下30多度搞建设、吃饭上面一层土的包钢人，即便只有一个观众照样演出的乌兰牧骑演员，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陕西媳妇，领养28个南方孤儿、照顾他们吃喝拉撒睡的蒙古族未婚少女……他们的故事，见证内蒙古70年的沧桑。

　　94岁高龄的云曙碧是第一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、政府主席乌兰夫的长女。她17岁就奔赴延安，上大青山打过游击，下土默川闹过革命，解放后曾担任哲里木盟盟委宣传部部长，自治区卫生厅厅长，后任自治区红十字会会长。

　　“当今世界，由于民族问题困扰，一些国家不得安宁。我们中国早在70年前，在党的领导下，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了这个问题。”云曙碧表示。

　　民族区域自治，没有先例可循。“啥事都得做在最前头。”62岁的廷?巴特尔对记者说。

　　巴特尔父亲廷懋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，“文革”后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、人大常委会主任。

　　1974年，巴特尔高中毕业，来到萨如拉图亚嘎查插队。“现在说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，那时嘎查的蒙古包可不是白的，都是黑的。为什么？点煤油灯、煮饭烧火长年累月熏黑的。”

　　不过，巴特尔很快就喜欢上了牧区生活。1975年，巴特尔担任生产队副队长，两年后，当队长。1981年底，他和嘎查姑娘额尔登其木格结婚，有了自己的蒙古包。

　　巴特尔和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孩，就做了节育手术。“按政策当然可以再生，生了，怎么理直气壮地去要求别人，尤其是汉族村民计划生育？当时那可是‘天下第一难’！”

　　后来，推行草畜双承包，巴特尔最后一个领牲畜，剩下的非老即弱，分到的草场也最差，“除了碱就是白沙，风一吹，草场就白沙弥漫。”看到巴特尔分到的牲畜和草场，妻子抱着孩子哭了。

　　“哭什么，事在人为。”巴特尔在村里第一个搞起了草场围栏，划区轮牧，他的牧场得以休养生息，水草丰美起来。接下来，巴特尔又第一个“减羊增牛”，尝到甜头后，他动员村民“只养牛不养羊”。

　　“10年后家家住上砖瓦房，20年后户户开上小汽车。”这是巴特尔1993年当选村支书时的诺言。“现在看，我没有食言，都还提前实现了目标。”他黝黑透亮的脸上写着满足。

　　“火车跑得快,全靠车头带”。巴特尔是这样，“生命一分钟，敬业六十秒”的牛玉儒是这样，提前三年从正厅级岗位退休、已在戈壁滩上栽下3500亩梭梭林的苏和也是这样……70年来，一代又一代的执政骨干，始终和草原各族人民，心在一起、苦在一起、干在一起。

　　1958年，鞍钢一声令下，张国忠带着妻子来到了包头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国家先后动员7万多名专业技术人才落户内蒙古，支援边疆建设。张国忠正是这7万分之一。

　　一甲子后，90岁的张国忠面对记者，仍对当时走出包头东河火车站时的情景记忆犹新：昏黄的天空，不时扑脸的黄沙，远处低矮的平房，狭窄的马路，以及寥寥无几的行人，“与我生活过的沈阳、鞍山相比，简直天壤之别，用一片荒凉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”

　　1954年，来自五湖四海的8万多名创业者，汇聚北疆戈壁，援建包钢。张国忠被派往白云鄂博，为建设中的高炉筹备矿石。在白云鄂博时的劳动场景，张国忠终生难忘：零下30多度，狂风暴雪刮得人睁不开眼，豆大沙粒抽打在脸上钻心的疼，工人们穿着白茬皮袄，皮帽子上扣着柳条安全帽，呼天喊地的劳动号子响彻云霄；夜晚，一起挤在帐篷里，挤在干打垒的土坯房里；端起饭碗，上面一层是刮进的沙土，嚼在嘴里嘎吱嘎吱地咯牙……

　　1959年9月26日，包钢1号高炉首次出铁，终结了内蒙古“手无寸铁”的历史。1984年，包钢第一次上缴利润过亿元，此后包钢规模节节攀升。如今的包钢集团，确立了以稀土为重心的发展战略转型。包钢在发展，张国忠在成长。1981年走上包钢领导岗位，翌年，被冶金部任命为包钢经理。

　　包钢的发展历程，堪称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如今，内蒙古已形成六大优势产业——能源、冶金建材、化工、装备制造业、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，其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95%以上。而且，结构在优化，“黑色”在淡化，与2011年相比，原煤开采选洗业、黑色金属行业增加值，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下降7.2个、1.3个百分点。

　　内蒙古农牧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，催生了乌兰牧骑。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最早举起了乌兰牧骑的旗帜。82岁的伊兰是1957年建队时的队员、第二任队长，她司职独舞兼报幕员，“乌兰牧骑要求演员一专多能、节目小型多样，我们建队时9个队员，每个人都有几把刷子，能拉能弹，能唱能跳。”

　　1辆胶轮马车，3匹马，两块幕布，3盏煤气灯，5件乐器，4套服装，这几乎就是第一支乌兰牧骑的全部家当。

　　“队员分散住在牧民蒙古包里，遇见什么活就干什么活，割草、放牧、剪羊毛、接羊羔，这些活我都干过。”伊兰说，我们还根据当时参加劳动的体会，排演了《接羔舞》《打草舞》等来自牧民生活的舞蹈，“不少牧民能歌善舞，有时也主动到舞台上和我们同台演出。”

　　“乌兰牧骑有句口号：不漏掉一个蒙古包。即便只有一个观众，我们照样演出。”伊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，“有时赶路几个小时看不到一个人，好不容易看到个牧羊人，他给我们招手，我们就停下来，跳支舞，唱首歌。”

　　以一首《雕花的马鞍》成名的歌唱家那顺，14岁就加入了乌兰牧骑，现任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队长。

　　“有一年我们到锡林郭勒盟，在离盟里30公里的地方，准备给两个相距不远的蒙古包演出。不巧的是，一个蒙古包里的夫妻外出放牧，孩子住校，另一个蒙古包就一位年过古稀的老额吉，演还是不演？我们没有丝毫犹豫，30多位演员一丝不苟地演，从演出开始到结束，老额吉都激动得眼含泪花。”那顺说，自治区75支乌兰牧骑，每支都能讲一串类似的故事。

　　乌兰牧骑成立以来，《顶碗舞》《筷子舞》《鄂尔多斯婚礼》等艺术精品广为流传，牧兰、拉苏荣、金花、德德玛等艺术家群星闪烁。70年来，乌兰牧骑不仅是内蒙古文化建设的一个窗口，也成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、促进各民族团结和谐的坚强阵地。

　　1985年正月，19岁的殷玉珍被父亲从陕西靖边县，嫁到十几公里外的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村。

　　那是个什么样的家啊？殷玉珍一看就傻眼了：其实就是个埋在毛乌素沙漠半截的“地窨子”，两个人在里面都转不开身。晚上风沙一起，第二天一早必须上房铲沙，不然房子就被埋了。

　　这日子怎么过？殷玉珍连续多天不吃不喝，几次寻死。父亲来了，看到的是几个月前壮实的女儿瘦成了皮包骨。

　　父亲去世后，还有母亲和弟弟需要照顾。殷玉珍告诉白万祥：“我想通了，这辈子只干一件事：种树治沙！宁可种树累死，也不能让风沙欺负死！”

　　卖掉家中仅有的一只三条腿的羊，换来600棵树苗；打发丈夫外出打工，不要工钱，只要树苗；把孩子拴在炕上，夫妻俩去种树……

　　“毛乌素沙漠那时的风沙，刮起来瘆人，从冬天直到来年5月黄沙还在肆虐，栽树成活率连10%都不到。”屡败屡战，殷玉珍摸索出了植树治沙的办法：先压风障，再种灌木，挡风固沙，蓄水保墑。

　　从没有一株树到植树60余万株，从浩瀚黄沙到7万亩绿海：“黄龙”锁住了！

　　“别看树不会要吃要喝，同样需要照顾。孩子要上小学时，附近又没学校，如果我带着孩子走，就没人照顾树。树离开我活不了，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上学。”殷玉珍说，当大儿子18岁离开她去呼和浩特上大学时，才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情，“哪个父母不心疼自己的骨肉？”

　　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殷玉珍们不向命运低头，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继续“双减少”。近些年，内蒙古草原增绿明显，草原生态整体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，局部草原明显恢复，2016年草原植被平均盖度达到44%，较2010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，基本恢复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最好水平。

　　不仅农牧区在增绿，城市同样在增绿。

　　包头的黄金地段，有片“万亩草原”——“赛汗塔拉”。“这块占地8479亩的草原，在1955年版的包头城市规划中，就被定为绿地。”91岁的王璲是包头城市规划设计的亲历者。

　　包头城在长高长大，但从未蚕食这一绿地。不仅如此，今年3月，包头市委决定，对草原西侧的建筑整体拆迁，增加绿地2800亩，赛汗塔拉将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万亩城中草原”。

　　“我刚到包头时，全城只有43盏路灯、63株行道树，当时市领导跟我说，烟囱比树多，全民植树。”王璲说。年年岁岁持续不断造林绿化，造出了“国家园林城市”“国家森林城市”等殊荣，公园绿地遍布这座塞外之城。

　　1960年，都贵玛刚初中毕业，就被挑中去呼和浩特接孤儿。后来，她才知道：他们接的是“国家的孩子”。

　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当得知上海、浙江、江苏等地有许多孤儿因缺乏食品，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时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央表示：由内蒙古安排牧民收养这些孤儿。内蒙古先后收养的3000多名孤儿被称为“国家的孩子”。

　　都贵玛说，接回后，先住在四子王旗里的一个幼儿园，“5个月后我就带着28个孩子回到了公社。刚开始，照顾他们吃喝拉撒睡、换尿布等我都不会，只能一步一步地学。”

　　当时28个孩子中，最大的5岁，最小的不到1岁。“我们住在公社提供的一个大蒙古包里，晚上我睡中间，旁边都是孩子，很多个晚上都睡不好觉，只能坐着看孩子。”喂奶、喂饭、起居，都贵玛不分昼夜地照料他们。

　　都贵玛（右）和她曾抚养过的扎拉嘎木在翻看老照片

　　冬季来了，28个孩子一个个被牧民登记领养走，都贵玛和孩子们难舍难分，经历了28次依依惜别。孩子们长大后，成为草原新一代的建设者，他们经常来到都贵玛膝前，给额吉说说知心话。

　　孟根其其格居住在离都贵玛不远的另一个小区，从长相到家居布置，如果没人介绍，你不会想到这位小学教师是曾经的上海孤儿，“我名字的意思是‘银花’，我现在就是蒙古族，蒙古话比汉话流利得多，丈夫也是蒙古族，没有我的蒙古族父母，哪有我这条命。”

　　“国家的孩子”的传奇在草原激荡，苏尼特右旗“汉奶奶”的故事又在耳边回响。

　　身着蒙古族服饰的81岁汉族老人王爱莲，和两位蒙古族同胞结下了终生缘分：先是收留了从通辽前来打工的蒙古族女孩吴曙光，认作干女儿，给她介绍对象，将她从自己家中嫁了出去；后是把6岁要到县城上学的小蒙领到了家里生活至今，现在小蒙在读高一。

　　小蒙父亲沙拉说：“小蒙在额吉家里生活了十来年，除了寒暑假回家看看，其余时间都是和奶奶在一起，奶奶教他做人，让他好好学习。在城里，我们没有亲人，额吉就是我最亲的人，我们是一家人。”

　　“没有民族团结，哪有国家的兴旺发达？各民族只有团结奋斗，才能共同繁荣发展。”在采访过程中，无论记者从哪个角度提出问题，云曙碧老人都要回到民族团结上，而且她的语气是那样坚定有力，神情是那样凝重严肃。